《国际循环》：对于提到的IGT（MAU)这样的在心内科筛查率较低的”隐匿“危险因素，从您看来，出现“隐匿”的原因有哪些？怎样才能提升医生和患者对高血压隐匿危险因素的干预意识？有没有什么切实可行的方法，可以帮助提高筛查率？
 
    张宇清教授：我想这个局面的造成，其实是一个多重的因素造成的，并不是可以单纯地就说医生的问题，或者是病人的问题。虽然我们实际面对的就是两方面，但是我们不要忽视这个问题还有就是第三方－政府的影响。因为政府在制订政策的方面，它会影响到医生，尤其是对于医生的临床实践。那么医生的这种临床实践，我们刚才从胡教授所做的开场白也可以看到，可以听到，就是目前医疗的模式，就是这种症状拉动性的就诊，以及利益驱动性的治疗。也就是说，你可以很容易地去责备病人自己不关注自己的健康，你想去做一生病人的教育，去改善这种局面，这是一方面。另一方面，你想要去教育医生去加强他这种道德素质的教育，叫他不要去做利益的驱动。但是你不要忽视一个问题，为什么会有这种利益驱动？造成这种利益驱动的原因又在于什么地方？因为医院要挣钱，这种经费的来源并不是来自于政府，而是来自于病人，很大程度上是来自于病人，或者说医疗保险机构的报销的费用。因此，你不给病人做这个高附加值的诊断，或者治疗这种方法，医院是挣不到钱的，医院很难维持下去。那么政府哪，在这方面投入又非常有限。如果没有很大的这种局面的改观，那么我对这方面并不抱非常乐观的态度。

再就是从另外的一方面角度来讲，从医生的角度来讲，我想，我作为医生来讲，我们所面临的需要，对于病人的这种诊治，其实都是两个方面：一种是道德层次的，一种是法律层次的。如果我们对病人的这种治疗或诊断不承担什么，或者说不存在什么道德风险，或者法律风险，那么你对这种病人的某一种诊断或治疗并不会很积极。这是我想是一种非常现实的问题。

    当然从另一方面，如果我们有更多的证据，来让医生也知道最终影响，也影响指南，其实来讲也对于医生的行为规范造成了一些重要的影响，比如说你要如果（能够使）Navigator有一个很好的研究结果，一个非常阳性的一个证据，我想会对这个局面有一个很重要的改观。但是坦率地讲，目前我对这项研究并不抱很乐观的态度，因为它随访的时间很长，也没有提前终止，

   看来不是很乐观，也就是说，如果它有一个阳性结果，可能也会是一个边缘性的结果，再有，从另外的一个角度来讲，也就是说为什么与政府，或者与法律环境有关系呢？就在于如果对于这类我们检出的病人，需要检出的病人，你需要不需要进行治疗？需要不需要你进行降糖治疗呢？即使检出了是不是影响你的医疗行为？那么这一点可能也会存在一些疑问。就在于如果你发现了，当然如果你是糖尿病的，那是你是糖尿病降糖治疗，

    但是从我们目前的有限的证据中得到的结果，IGT的病人中，有10%或者不到10%的病人，是真正有糖尿病的，你为这个真正10％的病人，作为非糖尿病专科的的大夫，是否愿意投入精力，去发现这些个危险因素，或者发现这种疾病？可能它的驱动性，或者是这种，无论是道德层次，如果你不去做，会不会面临道德风险，或者是法律风险，目前来讲，看不到这种局面。我想你对于心肌梗塞如果漏诊的话，无论是道德风险还是法律风险都很高，所以对于非专科医生来讲，缺乏这种驱动力，再有就是实际来讲，从我们刚才来讲的，现实的角度来讲，利益驱动。如果对于心血管住院病人的诊治，相对它还是比较麻烦，它可能会影响病人住院时间的延长，也会影响医院病房的周转，这是利益驱动的问题。门诊呢，病人自己可能也会嫌麻烦，也倒是确实是一种病人教育、医生教育都需要做的一项工作。所以总的来讲，我想这是一个需要长期的，持续不断地工作造成可能会改变一下的这样的局面。但是这种局面的改善不单纯是医生和病人，（还应）包括政府的参与。还有企业界的协助，也对于患者的获益，会有更大的帮助。